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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白浮泉 元代京畿寻水源

        水,城市的血液。北京虽无主干河流穿过城市,但周边却不乏水源。按光绪《顺天府志》,京畿有五大水系:南运河、永定河、清河、子牙河、北运河。其中北运河包括白河、潮河、榆河、沙河等诸水。

        京城的设计者充分考虑到水在城市中的方位。《日下旧闻考》载:青龙为白河,白虎为玉河,朱雀为卢沟(即永定)河,玄武为湿余、高梁、黄花镇川、榆河,俱绕京师之北,而东与白河汇合,保证了北京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。

        水利专家费思量

        周边有水,并不意味着城内水的充足。如何把京城周边的水引入城市,设计者颇费思虑。自从辽金定都中都伊始,就有过各种设想。先考虑河水。京城西高东低,永定河的地势、距离都较为合适。金大定十年(1170年),决定引永定河河水入京,开工不久便停止了。第二年,重又决定把金口河(即东西金沟)导至中都北入壕,后再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。仅十来年,恐洪水“暴涨为患”,于大定二十七年(1187年)便用大石堵塞了河道。

        河水导入京城有难题:大量的泥沙和洪水的泛滥,再加上永定河与京城较大的落差,难以克服。京城如何解决水的难题呢?

        元代,都城从上都开元南迁至金朝的中都,不久,忽必烈令重建都城。主持者刘秉忠在金中都的东北选择了水源较为丰沛的地方建设宫苑,那里有积水潭、太液池等。这些水能一时解决宫廷用水,却难以承载城市用水的功能。护城、漕运、灌溉、生活都等待着水。

        古人对水的认识非常深刻:知道所以为患,才能知道所以为利。水患不能预测,如能够事先有所防备,就能说是善于治水了。治国先治水。随着元初经济的发展,在短短的时间里,大都人口迅速增至40多万。水源成为元初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。

        时事造英雄。人们不应忘记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人物——郭守敬。他对北京城市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。

        郭守敬(1231年-1316年)字若思,河北邢台人,父亲早逝,从小跟祖父郭荣一起生活。郭荣通五经,精于算数、水利,并与刘秉忠、张文谦等一批元代名臣同学于顺德州西紫金山,这对郭守敬的影响很大。青少年时,祖父便让他师从刘秉忠。郭守敬对游戏娱乐类的事一概不喜好,潜心学习。

        中统三年(1262年),时任中书左丞的张文谦向元世祖忽必烈推荐31岁的郭守敬主持水利,称赞他“习水利,巧思绝人”。郭守敬很快被忽必烈召见,当面陈述了关于开发华北水利的六项建议,包括元大都附近的运河,引黄河、沁河、漳水、沙河等河道的水灌溉农田等。其中,第一项便是修复金中都时的旧漕河,东至通州,引玉泉水以通舟。这些建议体现了他对水资源综合利用的规划构思。元世祖忽必烈每听一条便赞叹,“任事者如此,人不为素餐矣”,并任命他为“提举诸路河渠”。

        郭守敬对北京水利的建议未能全部实现,但引入玉泉水的思路得到了验证。京西北的玉泉亦称玉河,导诸水汇高梁河入京城,再分为二:一入护城河,一入积水潭,又入海子。水质问题解决了,水量不大,却满足了宫廷的用水。这就是所谓的金水河。中统四年(1263年),郭守敬因兴修水利有功,升任副河渠使。

        至元二年(1265年),郭守敬升任都水少监,协助都水监掌管全国的水利工作。自西夏回到大都后,郭守敬还是认定了他的观点,提出重开金口河,以引永定河的水入大都,兴漕运与灌溉之利。金口河指的是金大定十一年(1171年)开凿的渠道,“自燕京之西麻峪村,分引卢沟一支东流,穿西山而出,是谓金口。”金口河经过大都至通县入白河,“上可以致西山之利”,解决大都使用西部建材等运输问题,“下可以广京畿之漕”,解决京城的漕运问题。为防止洪水暴发,郭守敬在上游预开了一条又宽又深的减水河,有洪水可自西南还回大河。至元三年(1266年)全面整修金口河,使这条旧渠道起到灌溉和漕运的作用。后因“土势高峻,水性浑浊”“其势汹涌,冲没民舍,船不能行”,河水的落差、泥沙、洪水等问题无法克服,金口河使用的时间很短,最后废掉了。

        新的水源又在何处?难题考验着城市的建设者。

        龙泉山上白浮泉

        昌平州东南有一座孤山。此山不高,70多米,名气不小,仅名称就有多个:龙泉山、龙山、神山,还称凤凰山、白浮山、神岭山。光绪《顺天府志》引《明一统志》:“考神岭山,即神山也。”不同的志书中有不同的叫法。龙泉山周围类似的山峰多,且相距不远,几个名称也就笼而统之了。

        此山引人,是这里源源不断的泉水。其水量大,且稳定,因村子叫白浮村,泉也称为白浮泉了。泉水发自龙泉山的东北麓,半山腰有一块盆地,清澈的泉水从山根处的碎石间奔涌而出,形成一潭清水。《日下旧闻考》载:“潭东有泉出乱石间,清湛可濯。”明初在泉上修建了九龙池,池壁用的花岗岩,龙头用汉白玉雕刻,嵌入石壁。泉水便从九个龙口中流出了。

        清代,这里俗称鳌鱼沟。光绪《顺天府志》中记载:“昌平神山泉即今龙泉寺鳌鱼沟水。”光绪《昌平州志》又载:“南沙河不曰发源一亩泉,而曰发源鳌鱼沟,何也?曰:今昔水势不同也。鳌鱼沟水势较大,论今之水道,当以大者为纲。”详细说明了白浮泉要比周围其它的泉水流量大。

        有了泉水,也就有了这座山上的人文景观。离泉不远处有龙泉寺。《昌平州志》:“龙泉有二。一在州东都龙王祠下,一在州西神岭山下,亦有龙潭。”寺内正殿三间,东西配殿各三间。正殿内供奉着弥勒佛。寺后有76级台阶,笔直,可达山顶,上有都龙王庙。都龙王庙建于元代,寺院不大,有50米见方,正殿配殿格局规整。东西两边建有钟楼鼓楼。正殿门口的楹联为:九江八河天水总汇,五湖四海饮水思源。横批:都龙王祠。寺内供的是人面龙王。大殿两侧的墙上绘有《东游巡踪》彩色壁画,现在,色彩暗淡,墨迹不清。

        为何叫都龙王祠?当地人有两种说法:此庙是北京规模最大的龙王庙,再是统管所有龙王。道教有诸天龙王、四海龙王、五方龙王的说法;佛教也有无量诸大龙王、如毗楼博义龙王、婆竭罹龙王等记述。于此,可知在元代,泉之重要,山之重要。

        此山常能形成独特的小气候,都龙王庙的意义进一步扩大,历朝都有修护。明代洪武八年(1375年)重修。

        光绪年间也有记载,在光绪《昌平州志》中有这样一段记述。李鸿章上书皇帝,奏章中说:据昌平知州吴履福禀称,“该州白浮村北凤凰山,旧有都龙王庙,每遇水旱祈祷辄应。”而今年春夏以来,天久不雨,庄稼都生了虫子。这里的人们“诣山虔祷,旬日间甘霖大霈”,被虫吃的庄稼也“得雨复生”。秋天收成很好,乡民共同庆贺。当地官民准备自筹资金,重修庙宇,希望能御赐匾额。臣李鸿章核实了此事,“早晚秋禾,皆得及时补种,实属御灾捍患,功德及民。”他也恳请皇上“天恩俯准”,能颁发匾额一方。光绪皇帝看罢李鸿章的奏折,回复了《上谕》,并果真“恭书匾额一方,交李鸿章祗领,敬谨悬挂昌平州凤凰山都龙王庙。匾额四字为:祥徴时若。”

        因此,遇到干旱少雨,便由地方官绅或耆老率领,每户出一男丁,抬三牲厚礼,上香祈雨。每年农历六月十一至十三日,龙泉山还有庙会。内容丰富,不仅可看州官到都龙王庙上香的全过程,还有戏曲、花会表演和购物等。早年山脚下曾有戏楼,坐南朝北,10米见方,高5米,楼顶为单檐起脊。戏台5米见方,前面有木制护栏。

        龙泉山神奇,也就有一些传奇故事。山半腰曾有一古洞,且载入志书。《日下旧闻考》援引《畿辅山川志》:“龙泉山在州东南五里,山顶有都龙王祠。山半一洞,尝有人附石而下,初狭渐广,行里许,水声砰訇,不敢前。洞北麓有潭,深不可测。”在《光绪昌平州志》中也有类似的记述。古洞自清末便没了记载。为何消失?这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和想象,也引出了一些故事:说是八国联军火烧颐和园后,和尚保护国宝,拉回三车藏在山洞里。后来慈禧张榜要杀死护宝之人,于是和尚便把古洞堵上了。如今无人知道洞在何处。

        关于龙山,还有一段民间传说:龙王敖广把儿子小黑龙下放到龙泉山。小黑龙工作不敬业,使这里连年干旱。柴王爷一气之下失手用独轮车轧死了小黑龙。小黑龙也幡然悔悟,变成了这座神山,口吐清泉,源源不断,于是有了白浮泉。

        按庙内乾隆十七年(1752年)制的《都龙王庙置田碑记》载:龙泉山上有三个寺庙:“一白衣庵,一龙泉寺,其峰顶侧都龙王庙焉。”早年,人们来龙泉山游山玩水。白浮泉、上寺、下寺、戏楼和古洞,成为人们喜爱的景观,成为昌平州人游览的佳境。光绪《昌平州志》所载,时人评选的燕平八景,白浮泉名列其中,有《龙泉喷玉》诗为证:“凭虚歕薄泻飞泉,矫矫翔龙出九渊。峭壁危崖愁绝倒,琼珠玉粒讶空悬。风定涧头声细细,雨余谷底水涓涓。怪来爽气清人骨,过客临流思欲仙。”

        泉水修筑白浮堰

        元代,大都的空气湿润,地下水丰沛。至元二十八年(1291年),朝廷派郭守敬巡察水利。他经过详细勘测,发现了白浮泉的利用价值,回来后,便把多年对水利调查研究的成果,归纳为十一项建议,向朝廷禀报。第一条便是彻底改变大都地区的水源问题,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:“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而南,过双塔、榆河、一亩、玉泉诸水,经甕山泊至西水门入都城。”《元史·河渠志》:“南汇为积水潭,东南出文明门(今崇文门),东至通州高丽庄入白河。”最后“入于潞河,以便漕运。”元世祖忽必烈非常高兴,对这一方案给予极高的评价,立即表示:“当速行之”,并下了一道特殊的命令:“丞相以下皆亲操畚锸倡工”,多大的领导也要带头干活;且“待守敬指授而后行事”,一切还要听从郭守敬安排。这给郭守敬以极大的支持。

        引水方案有几个重大的技术问题:如直奔东南引向大都,有沙河、清河两条大河当道,且河谷低下,难以逾越;如向西行,那里是西山,京都西高东低。在一般人眼中,“神山、白浮皆在州之东南,地势西高东下”,水怎么会逆流而上呢!

        面对这种复杂的地形条件,郭守敬运用早年在治理黄河时总结出的理念:入海口高度低于黄河上游任何一点,也就是今天的海拔高度。经过实地测量,他得出白浮泉地势要高于西山山麓。按今天的测量,白浮泉的海拔为55米,瓮山泊的海拔为40米。时人不能知道海拔概念,而感叹:“守敬乃能引之而西,是不可晓。”

        这一结论强力支持着郭守敬的观点。他把泉水引向西山,然后大体沿50米等高线南下,避开河谷低地,再向东南注入瓮山泊。瓮山泊又名七里泊,清代向东南开拓,改名为昆明湖,用它作为河水涨落的调节水库。沿渠修筑堤堰——白浮堰。《天府广记》载:“郭守敬所筑堰,起白浮村至青龙桥,延袤五十余里。”河渠沿大都北部的山脚画出一道漂亮的弧线,沿途又拦截了沙河、清河上游的水源,汇聚西山诸泉,使水量大增。河水再向东南流入高梁河,进入积水潭,并以此为停泊港。积水潭东侧开河引水,向东南流。再经金代的闸河故道向东至通州。全“长一百六十四里又一百四步”,真乃北京水利史上的杰作。

        郭守敬要求,每10里修一座水闸,距闸1里左右,再修斗门,“以过舟止水”,便于节约水源,控制水深和流速,保证船只平稳航行。沿河修建了20座水闸和斗门。按郭守敬标识,修水闸处,常能发现金代水闸的砖木等遗迹,与古人暗合。时人赞叹郭守敬的神功妙算。流经朝阳区水闸和斗门的位置现在还有遗迹,据《北京市朝阳区志》载:“至元二十九年(1292年),在王家庄建籍东闸,有上下二木闸,俗呼二闸,同年建郊亭闸、杨尹闸。”

        河渠开通的价值不可估量。《元史·郭守敬》载:“陆运官粮,岁若干万石,方秋霖雨,驴畜死者不可胜计,至是皆罢之。”工程便利了漕运,节省了人力物力,还解决了大都的城市用水及其郊区的灌溉。至元三十年,工程完工,元世祖从上都返回大都,路过积水潭,“见舳舻敝水”,极为喜悦,当即给这段运河赐名为“通惠河”,并奖赏郭守敬“钞万二千五百贯”。

        京杭大运河多少年来,由于没有稳定的水源,也就没有固定的起点。自元代,我国的内河船只便可自杭州北上3500多里而直抵通州。运河由初建时以漕运为主,迅速衍生为货运和客运并举,将海河、黄河、淮河、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流域水运交通相互沟通,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交通命脉。

        白浮堰几经沧桑。明永乐初曾两次修整,后便废弃。顾炎武的《昌平山水记》和光绪《顺天府志》中有记载:明成化七年十月,(天顺年)《天府广记》议开通惠河,命户部尚书杨鼎、工部侍郎乔毅相度。他们作了考察和踏勘,得出结论:白浮泉水,往西逆流,经过祖宗山陵,恐于地理不宜;“及一亩泉水经过白羊口山沟,雨水冲截,俱难导引”;城内沿河“两岸多人家庐舍坟墓”等原因,遂止不用。

        泉水记忆永流传

        郭守敬主持修建的这项水利工程至今仍有深远意义。京密引水渠基本沿袭了这条水道,是北京水利设施的基础工程和城市河湖水系的骨干,起着城市洪涝排水、农田灌溉、美化城市、优化生态环境等作用。

        为纪念这段历史,1990年,侯仁之先生撰文,刘炳森书写的《白浮泉遗址整修记》刻于卧碑之上。碑文记述了白浮泉变迁的全过程。碑的正面写着:白浮泉遗址。另一块石碑上标识,这是北京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由于修建十三陵水库,影响了水系,泉水曾断流。为了重现景观,现在可以看到九龙口中吐出的流水,一潭清水,四周环绕着绿树。潭旁按照元代风格修建了敞亭,上悬“白浮之泉”的匾额。

        由于时代的原因,我们不可能看到当年白浮堰的胜景,不可能看到这条河流穿过北京流向东去的壮丽全景。我们却可以通过瑞典人奥斯伍德·喜仁龙的文字,追忆护城河水流过京城的画面。他在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,多次来到北京,对北京城有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,于1924年写出了《北京的城墙和城门》一书。书中有对旧时护城河脏乱与城墙残破的惋惜,也有对保护良好河道的描述:“不过城根下也有这样地段:其间延亘着杨柳蔽岸的城壕或运河,或者在城壕与城墙之间栽着椿树和槐树。这些地方最宜在春季游览,那时,淡绿色柳枝交织起来的透明帷幕,摇曳在水明如镜的河面上;或在稍晚的时令,一簇簇槐树花压弯了树枝,阵阵清香弥漫空中。如果善于选择地点,环绕这些古墙周围可以发现非常出色的绘画题材。”

        这是一个外国人对老北京护城河的目睹、感受和赞美。我们能从他笔下的字里行间,联想到当年杨柳岸绿水环抱京城的秀丽景色。如果水系全存,贯满京城,自西北流向东南,注入大运河,该是多么宏伟的一幅画卷。